徐康宁：国人为何“未富先奢”？
作者简介
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2期（总第76辑）。
全文4992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国人为何“未富先奢”？
《茶座》主编来信约稿时，我答应就以上标题内容写一篇短文，但复信后就有些后悔，因为觉得这是一篇不好写的文章，拖了一段时间。主编小洪兄做事认真，继续来信讨稿。
本着说话要算数的态度，就算难写，也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花了些心思，赶在快截稿时写出了这篇文章。
01
什么叫“未富先奢”？
首先要给出一个概念界定。本文所说的“奢”，是相对的，主要是相对于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并非绝对的奢；此外，文中所说的“奢”，也主要见于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城市，并不包括边远落后地区以及广大尚未达小康的农村。
看过不少文章谈国人“未富先老”或“未富先贵”，似乎从未见过写“未富先奢”的文章，但看看周围，看看新闻，又确实感到中国有“未富先奢”的现象，值得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
所谓“未富先奢”，是指部分国人的消费水平或国人在某些领域的平均消费水平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较高收入国家或富裕国家的水平。
试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奢侈品最大的销售国和消费国。
如果说奢侈品的消费带有偶然性、冲动性、局部性，不能成为“未富先奢”的证明，那再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在民间已经十分普及的出境游。
据国家旅游部门的官方统计，2016年中国的出境旅游者已经超过1.2亿人次，居世界之首。1.2亿人次，意味着大约每11个人中就有1人出国（境）旅游一次。所以，现在到世界各国最热闹、最容易花钱的地方，见到最多、花钱最豪放的游客都是来自中国。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人多，全国有13亿人口，每年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也不算多。为了有对比，笔者做了点功课，特地上了联合国下属的世界旅游组织的官网，下载了相关资料，做了一些对比。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数据简报，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为1.28亿人次，居世界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美国，为7400万人次，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分别为德国和英国。
同年，出境旅游消费金额的冠军也是中国，高达2922亿美元，人均2283美元。居第二位的也是美国，金额为1129亿美元，人均1520美元左右。
无论是国家大小，还是所处地理位置，中国和美国有较强的可比性。以总人口为基数，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是9.5%，美国大约是21%，美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还是高于中国。
我又查了当年中美两国的人均GDP（根据IMF公布的数据），同年中国人均GDP是8050美元，美国是5.65万美元。
也就是说，若按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美国大约是中国的7倍，或者说中国只有美国的14%左右；但若按出国（境）旅游的能力而论，美国只有中国的2倍多一点，或者说中国已经达到美国的45%（9.5%除以21%）。
若按人均在国外花费而论，中国超过了美国，人均多花费760美元。中国人的收入比美国人低了很多，但相对出国的比例和人均在国外的花费却比美国高出很多。至少从出国出境旅游及其花费能力看，中国的消费已经走在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前面。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加以留意，能够发现很多类似于“未富先奢”的现象。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流行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一个大学生甚至中学生手中有一个新款的苹果手机，非常稀松平常，虽然这种手机在世界上仍然属于较贵的一类。
我教过连续8届的留学生（硕士阶段）的专业课程，讲到相关内容时，曾多次有意识在课堂上问过留学生苹果手机在他们所在国家的普及情况。
从留学生那里得到的答案是，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的国家，如泰国、墨西哥等，苹果手机远不如中国普及，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苹果手机的普及程度似乎也不如中国高。
最让国外人感到惊奇的，莫过于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大军了。在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自费到美国读大学，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几年前我到希腊开会，中午吃饭时曾专门问邻座的一位智利教授，问他的国家送子女到国外念大学的家庭多不多。
他告诉我，在他们国家，只有很少的家庭能够负担起子女到国外留学的费用；尤其是到美国自费念大学，只有很上层的家庭才有这种能力，中产阶级根本做不到。要知道，智利的人均GDP要高出中国一大截，2015年已经达到了1.3万美元。
02
住房也有“未富先奢”现象
住房是大家最关心的，似乎中国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的房价也反映出“未富先奢”的问题，值得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分析。
根据上海官方的统计，2016年上海内环的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8.7万元。又通过Yahoo查了一下美国纽约的情况。2015年纽约曼哈顿公寓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为1645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和平方米，约相当于每平方米11.4万元。
由于美国住宅的销售都是按套内面积计算，而不是中国的按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只大约相当于80%的套内面积，这样算来，上海内环内的每平方米8.7万元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每平方米10.88万元。
还要指出一点，上海内环的面积是114平方公里，而曼哈顿只有59平方公里，同为国际大都市，纽约曼哈顿的城市核心位置比上海内环更为突出。
不同城市由于涉及地段含义不同，交通等公共产品的品质和发展水平不同，其房价很难做出准确的对比。尤其是中外不同城市，住宅的房屋建造品质、面积计算标准、相关土地制度等有很大差异，做出准确的对比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根据体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印象。
我有几个学生在上海金融投资领域工作多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比较熟悉，他们告诉我，若在上海内环买一套比较好的公寓，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一般都在1500万元以上。
201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公寓的平均价格是210万美元（其中包括许多价值千万美元的豪宅被平均了，中位数价格只有120万美元左右）。总体上说，现在上海的房价至少是与纽约旗鼓相当。
上海如此，北京的情况也应该差不多。
不仅北京上海房价领先国际，像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房价也是直逼国际城市。我曾经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居住过一年，对那座城市比较熟悉，因比较喜欢那座城市，现在还每天通过Kindle看Toronto Star（《多伦多星报》），也会留意该报报道当地房价的新闻。根据我对两地房价的了解，得出的基本判断是，南京的房价至少和多伦多处在同一水平。
这么高的房价，照理说已严重背离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不好销售，但实际情况是，盖出来的房子大部分都卖出去了，甚至在严格限售的情况下，稍好一点的楼盘几乎都是一房难求，需要通过摇号或找关系才能买到。
房子重新成了紧缺商品。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初房子是紧缺商品，是因为粥少僧多，只有通过计划分配，货币没有选择权；30多年后，货币有了选择权，但参与选择的货币多，而被挑选的住宅商品少，即使是用货币去购买，也要外加其他办法（摇号或找关系）才能使买方的意愿与卖方的意愿实现均衡。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大城市房地产市场有严重贫富不均现象，少数有钱人或炒房客买了太多的房子，而普通平民百姓被拉高了平均数，看市场的平均数没有意义。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是，现在大城市基本上都采用了严格的限购政策，北京上海更是多年严格限购，投资者、炒房客可以钻空子的空间已经有限，市场上的大多数房子还是被正常买房者买了去。
北京上海一套房子买卖1000万元是极其普通的事情，1000万元却是普通工薪阶层几十年甚至100年的收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普通工薪阶层加入了这个购房大军？而且还真掏出了钱把房子买走了？这可以说是谜中之谜。
曾经有一个名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的资料表明，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6平方米。2012年时任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的姜伟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1.6平方米。
如果这个资料基本属实的话，那中国城市居民以面积计算的平均居住水平，大体和东欧地区中较为发达的国家差不多。为写这篇文章，我查到一个欧盟公布的数据库，里面有欧盟各国居民人均居住水平的情况。经过数据对比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居住水平和捷克（人均38平方米）、波兰（35平方米）、克罗地亚（33平方米）、斯洛伐克（32平方米）的水平基本相当。
欧盟的这份数据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人均居住面积和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基本成正比。例如，德国、法国、瑞典等更为发达的国家人均居住面积在欧盟中也更高，分别是53平方米、53平方米、58平方米；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欧盟中最低，人均居住面积也是最低，只有24平方米。
但要指出的是，捷克、波兰、克罗地亚、波兰这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若要按人均GDP衡量，则比中国高出不少。
根据IMF公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的资料，上述四国人均GDP最高的是捷克（2.04万美元），最低的是波兰（1.35万美元），都要高出中国一大截。
同年，罗马尼亚的人均GDP也比中国高出不少，达到了8864美元，而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5414美元，在世界上居第89位。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在老百姓感到最难以承受的高房价背后，也存在着中国居民的平均住房消费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事实。
03
原因何在？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只是中等水平，人均GDP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在所有国家中也排到了70位以后；另一方面，在出境旅游、出国留学、购买住房等领域，中国居民又呈现出很高的购买力，明显高出经济发展水平一大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们的钱从何而来？
笔者对这个问题做了些思索，初步认为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城市家庭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负担有所减轻，可以有余钱用作大笔花费。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结构明显偏轻，人口较少，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容易省出钱来去满足需要大笔花费的消费。
例如，如今50-65岁的一批人，子女绝大多数是独生一代，且目前已经念完大学走上社会，其中很多已经成家立业。作为父母，无论退休与否，只要双方有一方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或大型国企职工，只要住的是自己的房子（绝大多数人能做到），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身体健康，花钱不大手大脚，儿女不过分“啃老”，一年积蓄几万元并不困难。
有这几万元，一年出国旅游一次，买上几件国际大牌的奢侈品，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实际上，每年出境游的大军中，这一年龄层的游客占了一个较大的比重。
其次，中国大城市中有达到相当比重的群体，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房子，家庭资产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增值，卖掉一套房子便能形成巨大购买力。
很多人拥有的第一套房产是公改房，几乎没花什么钱就有了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还有不少人后来在房价不高时又在市场上买了第二套房子（这很普遍）。
现在，房价涨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些人的家庭资产也随之增长了几倍甚至十几倍。送小孩到美国去念常青藤的大学，这在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的国家，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一年的学费就要5万美元左右。
但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只要卖掉一套哪怕是小的房子，其所得支付孩子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绰绰有余。我认识的一些熟人中，就有几位是这样送子女去国外念大学的。
第三，也是更为普遍性的原因，即国人在一般日常消费开支中比较节约，却愿意省出钱来在一些“奢侈性”花销上“一掷千金”。
以我的观察而言，国人在日常消费上不大愿意花钱买品质好的东西和服务，甚至宁愿为省钱而选择次质品，所以中国的廉价商品和服务始终是有巨大的市场，却愿意在满足感官性消费和满足面子上花费大把的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的家里都装璜得很豪华，舍得在上面花很多的钱，却不大愿意多花一点钱买上一套好些的餐具，或一把好一点的雨伞。实际上，中国人看上去有些奢侈的消费，是从其他处省吃俭用换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即中国家庭的亲情关系也在影响着消费和花钱。北京、上海包括南京、杭州那么贵的房子最后也给人买走了，买房者中也不乏普通的工薪阶层。
若论他们的收入，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房子，但最后还是勇敢出手，而且掏出钱买下，其背后可能是两个或三个家庭的共同负担，即买房的年轻夫妇家庭和背后的另外两个家庭。房子买下了，市场上高房价得到了支撑，三个家庭的消费结构可能长期将会受到此购买行为的影响，其他消费的开支会因此而有所压缩。
当然，举债消费也是一个原因，主要反映在买房上。由于中国信用制度不健全，买房人可以轻松地开到几倍于自己实际收入的“收入证明”，银行为做个人信贷业绩，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价格高得离谱的房子就这样被一些普通工薪阶层买去了。
国人“未富先奢”的确是一个谜，谜底一定有很多种解读，以上所列也是初步分析。各位方家和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解读之道。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